中国目前共有12款可用的PD-(L)1抑制剂,虽然药理作用机制相似,但却无法相互替代,从“OK双雄”可见一斑。
在晚期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中,无论是“K单药”还是“K药+化疗”都成功了,相反“O单药”却失败了,但后续双免扳回一城;在晚期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中,AD赢了(阿替利珠单抗/度伐利尤单抗),但是OK却输了;同样事情发生在消化道肿瘤中, “K药+化疗“用于晚期一线胃癌研究失败了,但是”O药+化疗“却成功了..why?既然不能直接比较,那只能找不同(受试者基线、后续治疗、联用化疗药..),再来个brainstorming,找找基础研究,开始讲故事。
借着发布在Oncogenesis(IF=7.49)一篇文章“Dissecting the single-celltranscriptome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receiving operative paclitaxel plus platinum chemotherapy”,来一场针对IO联合chemo一线用于晚期食管鳞癌治疗的脑洞大开。
晚期食管鳞癌一线免疫治疗
我们知道用于晚期食管一线的III期临床研究,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PD-1抑制剂的研究都成功了,并释放了数据,这其中有Checkmate-648(O药)、Keynote-590(K药)、Orient-15(信迪利单抗)、Jupiter-06(特瑞普利单抗)和ESCORT-1st(卡瑞利珠单抗)。
相互比较来看,提及较多的是化疗CP,在西方治疗食管癌化疗方案是以CF(铂类+氟尿嘧啶类)为基础,中国则多用TP(紫杉类+铂类)方案,虽然中西方食管癌发病病理组织类型比例不同,西方多腺癌,中国95%是鳞癌,但同一组织学类型比如都是腺癌或者鳞癌,从分子水平上看东西方似乎并无不同。
追寻历史,CF或是TP对于ESCC获益似乎无差别…但是近年这五个IO联用研究来看,在食管鳞癌中似乎TP是IO更好的CP。先看看两个以CP方案为基础的西方研究,Checkmate-648和Keynote-590。
CP方案在两个研究对照组(化疗组),ITT人群OS都是近10个月,免疫联合组死亡风险降低不足30%;但是如果把数据按照地域分析,亚洲人群化疗组的OS近12个月(Checkmate-648亚组分析:Asian人群 15.5 vs 11.9,HR=0.74),但是死亡风险降低仍不足30%。
再看看以TP方案为主的中国研究,Orient-15、Jupiter-06和ESCORT-1st。
信迪利单抗的联合化疗方案既可以选择CF也可以选择TP,但是近95%研究者选择的是TP;特瑞普利单抗和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的化疗方案全是TP方案。三个研究对照组(化疗组)总生存都介于11-12.5个月,免疫联合组总生存都超过15个月,降低死亡风险超过30%。
当然这五个研究属于不同研究,人群基线、给药方案、研究机构、研究时间、后续治疗、访视计划等存在诸多不同,跨研究比较是不make sense的。下面内容为大胆推测(虽无坚实科学基础,但科学是始于推测,终于求证):可以看到无论TP或CF方案,只要针对亚洲人群,化疗组的中位OS都在12个月左右,提示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如果只用化疗方案,那么一线用TP或CF获益是相似的;相反,如果联合IO使用,CF方案死亡风险降低不足30%,TP方案死亡风险降低远超30%,Jupiter-06中死亡风险降低可达42%,提示相比CF,TP似乎是IO更好的搭档。来个brainstorming,扯上当下最流行的免疫微环境(TME),TP联合IO增效莫不是调节了TME?由此联想到了开篇文献,希望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理论依据。
TP方案可以调节可手术食管鳞癌患者免疫微环境
针对可手术食管癌患者,基于CROSS和5010两个研究结果奠定了同步放化新辅助治疗地位,但在中国,大部分外科医生考虑到放疗带来的水肿、纤维化,术后并发症等原因,很少使用本方案,实际使用率不足5%;
同时,目前并无高质量证据证明单纯新辅助化疗不如放化疗,基于上述两点现状,绝大多数外科医生新辅助仅使用化疗(相比单纯手术,生存也是明确获益的),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后,这事儿将变得更复杂,毕竟NICE研究告诉我们食管癌术前“化疗+免疫”,pCR率超过40%,远高于CROSS中的23%,一切都是方兴未艾。
但在大型高质量长期生存数据出来前,单纯新辅助化疗在中国还会是占据着主导位置,在这篇中,文章作者试图回答:相比单纯做手术,做了新辅助化疗再做手术的食管鳞癌样本分子、细胞层面是否有什么变化?让我激动的是,这里使用的化疗正是TP方案。
研究找了10个可手术食管鳞癌受试者,5个受术者单纯做手术组(SA-ESCC),另外5个受试者先TP新辅助后再手术组(NACT-ESCC),然后从这10个人中共提取113581个细胞,其中63837个细胞源自SA-ESCC组,49744个细胞源自NACT-ESCC组。然后借用先进的单细胞测序等技术,尤其是使用scRNA-seq来探索复杂的生物系统,总结来说,作者探索了术前TP方案对可手术患者食管鳞癌TME、免疫细胞浸润的影响。
A图清楚表达试验流程,找病人→取细胞→建立单细胞cDNA库和RNAseq→分析
B图我的理解是每个图代表的都是全部取材细胞,只是经过技术分析显示不同信息,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细胞,从左至右:左一图为base,其它的图需要和他比较,红色部分代表这里细胞都源自NACT-ESCC,蓝色则源自SA-ESCC。左三图右上部分为免疫性的,左下部分为非免疫性的,对照左一图,我们可以发现右上部分大部分细胞源自NACT-ESCC组,左下部分源自SA-ESCC;右一图可以看到粉红色区域为T细胞,而这个区域对应左一正是NACT-ESCC组。C图是各个细胞亚群maker基因表达情况。
D图可以看出源自这十个样本不同细胞表达比例,能看到相较SA-ESCC组,NACT-ESCC组受试者T细胞数量比例大大升高,上皮和基质细胞比例却很低;E图热图代表SA-ESCC和NACT-ESCC样本中细胞因子、核因子kB(NF-kB)和缺氧信号因子表达情况。
新辅助TP方案改变了细胞间通讯,影响TME,激活免疫系统,破坏了以恶性细胞为中心的细胞联系,取而代之的以肥大细胞为为中心的细胞联系。
代谢分析,左边是SA-ESCC组的,右边是NACT-ESCC组的。
NACT-ESCC样本CD8+T细胞水平显著升高,CD4+T细胞水平、CD8/CD4混合型T-helper水平下降。
总结这篇文章结果,新辅助TP的样本免疫微环境和恶性细胞特征不同于单纯手术的样本,它的免疫环境被激活,恶性细胞处于“中间过渡期”,CD8+T细胞比例更高,同时改变了细胞间通讯。
由此,我们可以看到TP化疗方案确实改变了可手术食管鳞癌患者免疫微环境,所以从理论上讲联合IO似乎可以发挥协同增效作用,这是不是可以为前面的那些联合TP有更好的HR结果的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?
当然这只是大胆推测,这篇文章使用的是II/III期可手术食管鳞癌组织样本,可能不同于晚期食管癌组织样本;同时,我们不知道CF方案是否会影响TME。
最后,基础研究是转化研究的基石和桥梁,这里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未来研究的思路。